奥肯定律在中国的变异

    四、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奥肯定律在中国的变异

    （一）奥肯定律

    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有密切的联系。1968年美国的经济学家阿·奥肯（Okun．A，1928～1980）在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分析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如下规律：

    Δu＝－0．5（y－2．25）

    公式中的Δu表示失业率的变化，y表示经济增长率。

    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它表明，当经济增长率高于2．25%时，失业率将下降。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0．5个百分点。当经济增长率低于2．25%时，失业率将上升。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减少1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上升0．5个百分点。

    奥肯定律就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一个估算规则。它是一个粗略的近似的估算规则。尤其是，它是在研究美国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产生的，不一定完全准确地适用于别的国家。但是，通过奥肯定律，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通过经济增长率可以对失业率进行大致地判断。奥肯定律为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奥肯定律，降低失业率要有高经济增长率与之相配合，也就是说，低失业率伴随着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

    （二）奥肯定律在中国的变异

    奥肯定律反映了一种趋势性的普遍规律，但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由于受到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表现出不同的互动模式，就业弹性的强度和方向也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增加就业和经济增长并不总是同步的，这取决于经济周期、相关的经济增长政策和增长模式。因此，必须把增加就业与其他三个目标一道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

    从理论上讲，有四种发展情景：经济高增长，就业高增长；经济低增长，就业低增长；经济高增长，就业低增长；经济低增长，就业高增长。10年前，美国基本上是“经济高增长，就业高增长”。当前，美国是典型的“经济高增长，就业低增长”；美国经济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强劲复苏，预计2004年上半年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目前，经济学家担心的不是美国经济能否继续增长，而是经济增长能否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美国劳工部过去几个月来公布的就业数据与经济增长的形势很不协调，令人费解。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正经历一个战后少见的增长模式，即经济快速增长与就业市场低迷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经历了从“高经济增长与高就业增长”（1978～1989）到“高经济增长与低就业增长”（90年代初期以来）的演变；资本存量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也同样经历了从“资本增长与高就业增长”（1978～1989）到“高资本增长与低就业增长”（90年代初期以来）的演变。

    我们不妨把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的相对比例称为“奥肯系数”，美国的奥肯系数为0．5。据测算，中国以7%的年增长率为临界点，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仅带动就业增长100万个左右。在1997年，我国的经济活动人口有70170万人，也就是说，我国的奥肯系数仅为0．14左右。与美国相比，我国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裕，因此，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应当比美国大，也就是奥肯系数应该大一些。但实际情况却是我国的奥肯系数远远小于美国。如果我国的奥肯系数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即如果我国的奥肯系数也是0．5，那么我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量就应该是350万人，是目前的实际就业增加量的3．5倍。因此，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显然不够，或者说在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方面我国尚有很大的潜力。

    显而易见，奥肯定律在中国转轨经济阶段同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失业、“下岗”、就业与再就业成为“一号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即使是公开的城镇登记失业率3．5%，也大于“八五”期间的2%～2．5%及“九五”前四年的2．3%～2．9%。

    中国正在进入在深刻性与广泛性上都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转型期，“中国特色”的人口过剩型失业、转型期的体制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纵横交错与叠加。由于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与真实失业率同样具有二元性，权威统计资料与专家测算的失业状况极为严峻：1998～2000年，新增下岗职工每年达300万～400万人，历年累计下岗职工2000万人（其中至少600万人未再就业，仅辽宁省就有146万人）；大中型工业企业富余职工达3000万人；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也达1．2亿人。专家测算揭示的中国城镇真实失业率平均为9%，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心理震荡已为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奥肯定律发生变异的根本原因在于：

    1．经济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①产业结构及其就业结构的变化表现为：按照国际经济规律，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400美元～1000美元之间的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正是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我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90美元，这必然带来劳动力的调整。2003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仅占GDP的14．8%左右，而就业比重高达49．1%；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总体就业水平仍然较低，就业比重不到30%。②所有制结构及其就业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一方面，国有经济的份额有所下降，就业份额相应下降。国有企业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85年为64．9%，1990年为54．6%，1995年为34%，1997年为25．5%。12年下降了39．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了3．3个百分点（其中90年代平均为4．1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的份额虽然有所上升，但就业份额却下降了。集体企业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85年为32．1%，1990年为35．6%，1995年为36．6%，1997年为38．1%。12年增加了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其中90年代平均为0．36个百分点）。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在所有从业人员中的比重，12年却下降了2．6个百分点。

    2．体制转轨使隐性失业逐渐显露出来。奥肯定律发生重大变异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在加入WTO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以市场机制调节、实现各种资源的配置，从而导致了长期潜伏于企事业单位和农业生产中的隐性失业逐渐显露出来。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部在1995年联合进行了一次“企业富余劳动力调查”，该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各类企业的综合隐蔽失业率为18．8%。这一数值基本上等于各权威部门对城镇就业中隐蔽失业率估算的中间值或平均值（国家计委和体改委提出为25%，国家研究机关提出为20%～25%，统计局为20%，劳动部为10%～12%）。我国农业隐蔽失业率为10%～16%。显然，中国劳动力的供大于求的局面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2003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量将达最高峰。中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分离问题，即奥肯定律的变异这一长期困扰的问题，在21世纪前20年将在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艰难地、逐渐地得以解决。随着转轨进程的结束，显化隐蔽失业，失业率统计口径同国际的接轨，可以预言，失业与经济增长的反函数关系，即失业率上升将导致实际产出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下降推动经济增长的规律将发挥作用。

    3．宏观政策环境不合理。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组合是在一定的宏观政策环境下形成的。如果资本相对比较便宜即利率较低，那么一方面，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的优势相对来说就比较大，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相对要小一些，因此经济中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就较大，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较小；另一方面，对于给定产品的生产，企业也会选择多用资本少用劳动的生产技术。因此，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较小。

    4．企业行为问题。主要是国有企业。如果企业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那么它也就不会按照要素秉赋特征去选择自己应当从事的产业，也就不会按照成本最小化原则确定自己的要素投入组合。同样，如果企业面临的是软约束，它就更不会按照成本最小化原则行事了。一般而言，这样的企业都患有“投资饥渴症”，在生产中倾向于多用资本少用劳动，从而降低了奥肯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