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研究3篇

第一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战略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制定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是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它主要包括世情和国情两个方面。

（一）时代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人类解放、人民幸福的必然规律，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列宁主义的诞生，十月革命的胜利，思想的诞生，中国革命的胜利，从理论上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上开辟了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开辟了人类世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从而构成时代的总特征。十月革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新的大时代，演化为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特征的两个小时代，这两个小时代前后相继，由大时代支配和决定，是总特征在不同阶段的体现。目前我们仍处于大时代条件下和平与发展的阶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这一阶段当今世界的基本形势进行了科学的表述，全会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二）中国国情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的根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背离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前者揭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后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定位，表明不发达、不成熟、不完善。两者的统一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前者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文化发展战略只能是而且应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发展战略，即由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的根本政治制度所决定，并为它们服务的文化发展战略或道路；只能是而且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的文化战略思想或道路。后者不发达的社会程度决定了我国的文化战略又不能超越阶段。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并从其统一性出发制定文化战略，是文化战略科学性的前提。其次，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特征是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现实基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伟大成就为文化的生存发展、为文化的战略制定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推进与发展，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所积累的文化建设经验，各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进步与繁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文化基础。目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机遇和挑战两个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是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同时，在这一阶段也存在价值扭曲、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社会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阶段性特征及问题构成了文化发展战略的直接现实基础。第三，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国情依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有灿烂辉煌的古典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优秀部分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革命形成的红色文化，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是我们更加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制定、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依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性质特征、重要方针和目标任务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世情国情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决定的第二部分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题，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性质特征、目标任务和指导方针。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文化发展根本的指导思想，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导我们确立文化发展战略，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包含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内容。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尊重文化发展规律，要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贯穿于文化建设的全方位、全领域、全环节，努力实现文化发展的科学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特征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性质特征的科学揭示，是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性回答。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性质，它向世人昭示，它与一切剥削阶级旧文化有根本的区别，它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服务、为最广大中国人民服务的文化，它具有鲜明的党性，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时代性、民族性、科学性、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四大特征。改革创新、“三个面向”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是在国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的历史时期，以改革开放为总特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党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对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所谓“民族的”，首先，它是爱国主义文化，它维护祖国的主权、祖国的统一、维护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维护各民族的团结，视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同时，它具有民族的特点，具有中国的语言、中国的风格、中国的气派。还在于，它与世界一切民族的进步文化相联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并善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再有，它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化，是具有自信的文化。所谓“科学的”，是指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武装，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规律，具有文化自觉。同时，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大众的”是指人民性特征，就是说，这种文化尊重人民文化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服务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文明素质，武装人民的思想灵魂，指导人民的社会实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坚持”，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深刻总结我国文化建设历史经验基础上，概括提出的“五个坚持”的重要方针，集中体现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属性和文化工作的特殊原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是指导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方针。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的目标任务

根据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可以概括为五大任务，两层目标。五大任务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两层目标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要求，到二○二○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概括起来就是公民素质、文化产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体制、文化人才等六个方面都要明显提高。在以上的任务中突出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目标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前者带有总体性、根本性，后者带有具体性、阶段性。这里任务和目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任务具有措施性，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这些目标任务是一个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整体。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七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发展的战略措施，回答了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一）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提高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科学化水平

要切实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加强文化领域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健全共同推进文化建设工作机制，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党的领导是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要坚持正确创作方向，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推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四）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五）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六）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

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七）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思想，全面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本文来自于《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杂志。《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张志申工作单位：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

第二篇

一、文化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开启了真正实践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昂姿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的发展长期落后于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发展，出现了“文化滞差”。我国在建设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不仅要实现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现代化，更应该是文化的现代化，这样才能体现出现代化的全面性。因此，当前任何一种具有现实感和责任感的文化哲学，都把文化发展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命题之一。而深入研究文化动力，以推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核心问题。本文将通过对文化范畴的起源、简单分类和界定的基础，进一步研究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以提高文化发展的自觉性，为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理论支撑。

二、文化范畴

(一)文化范畴的起源

国内外研究学者对文化范畴的研究由来已久。有史料可查的中国文献记载中，“文”与“化”并用共同组成文化概念最早可见于《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段话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2］在西方人的论述中，“文化”范畴的出现晚于中国。据史料记载，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大概最早见于1690年安托万•菲雷蒂埃所著的《通用词典》中，其定义为“人类为使土地肥沃，种植树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并且注释有“耕种土地是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中最诚实、最纯洁的活动”，这里西方人所用的“文化”范畴是用来隐喻人类的某种能力和才干，也用来指代人类的某种活动形式。而直到19世纪中叶，“文化”一词才取得它的现代意义，并逐渐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表述方式，即术语。在这以后，文化和文明常被看做是具有同等意义的范畴加以使用。

(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范畴

中外文化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哲学家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家，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文化范畴做出了自己的阐释。这些阐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1952年著名美国文化学家A．L．克鲁伯和克赖德•克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共列举了1871－1951年西方关于文化的161种定义;国学大师季羡林认为，可以把文化分为500多种;胡潇教授更是认为，至今关于文化定义已经达到10000多种。我们在此不可能详尽所有文化范畴，只可以对其做大致归类。具体说来，较有影响的文化范畴主要有如下几类:1．“综合总体”论“综合总体”论，即把文化看成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之总和。在这里，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和凯利的论述更具代表性:“文化是一整个的丛结。这一整个的丛结包括器物、信仰、习惯以及被这些习惯所决定的人的活动的一切产品。”“当我们把一般的文化看做一个叙述的概念时，意即人类创造所累积起来的宝藏，也即书籍、绘画、建筑等等，除此以外还有我们适应人事和自然环境的知识，即语言、风俗、成套的礼仪、伦理、宗教和道德，都在文化范围以内。”［3］中国的许多学者都持有类似观点，如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将文化界定为三个层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4］2．“精神文化”论“精神文化”论，即把文化界定为一切精神现象之总和。英国著名人类文化学家泰勒持有这种观点，他写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5］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持此类观点，高长梅、吴玉红指出:“社会文化即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他始终是与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相伴而生并互相促进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感念，一般来说包括知识形态的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和制度形态的文化。”［6］3．“历史传承”论“历史传承”论多为一些历史学家所持有的观点，即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历史地沉淀下来的传统或财产。如克鲁伯指出:“一堆学得的和传承的自动反应、习惯、技术和价值以及由之而导出的行为，乃构成文化的东西。”梅德也持有这种观点:“文化乃传统行为的全部丛结。这样的丛结为人类所发展，且为每一代继续不断学习着。……文化可以指一个社会所特有的传统行为形式;有时可以指一群社会的传统行为形式;有时可以指某一地区的传统行为形式;有时也可以指某一地区的传统行为形式。”4．“生存方式”论本文所用的文化范畴更倾向于“生存方式”论。在这里，文化不是作为和经济、政治、自然活动等具体现象相并列的范畴，而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衣俊卿教授在这种意义上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民族或特定人群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7］此种层面上文化范畴的界定，不受“本体论”的局限，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宏观视野出发，把文化界定为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以及人的行为规范体系，从而更有利于在本质层面上揭示文化发展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根据文化层次上的不同，由浅到深又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最有内在性、最深层次，也最能体现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化。

三、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1．文化发展对人类进步的重要意义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类生存方式，文化的发展程度标志着人类对自然超越的尺度和人的自由程度。因此，我们从马克思根据人的自由尺度所划分的人类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可以透视出文化对人类进步的意义:“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8］2．文化发展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文化作为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内在图式和机理，规定经济和政治等具体社会活动的模式和方向。关于文化发展对社会的意义，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论述最为典型，他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化”轴心论，认为正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人类轴心时期形成的不同文化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以后的发展模式和方向，“轴心期的创造性时代之后是巨变和文艺复兴;直至公元1500年，当欧洲迈出其前所未有的步伐时，中国和印度却准确地同时步入了文化衰退”。［9］从以上的两方面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深入挖掘文化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不仅是基于对文化哲学的理论丰富，更是源于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终极关怀。

(二)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并不只是关于一般文化范畴的简单归类和文化发展意义的探讨，把文化范畴在本文范围内做了限定后，我们要马上转入对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是多重的，正如西方的“多元文化动力”观所主张的，文化的形成要受历史、地理、宗教、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在此对各种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不可能详尽罗列，只对文化发展起决定作用或者起重大影响的动力做一些论述，主要包括: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根本动力、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

1．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人类对价值的追求

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即文化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正如牛顿所认为，上帝是“第一推动力”，文化的发展也有“第一推动力”，即人类对价值的追求。人类对价值的追求，即人类的需要构成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其他动物由于先天本能的优越性，只靠自己的天然器官就可以生存和满足自身的需要。例如号称“冰上之王”的北极熊，靠身上类似于“光电管”的细细的绒毛吸收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冰天雪地里;鹰靠眼睛里密度高达每平方毫米100万个的感受器可以在很远的高空捕获地面的猎物;蚂蚁靠复眼将“航向”对准巢，即使在大雾弥漫的天气也能找到回家的方向……但是人类器官功能是非特定化的，没有北极熊的绒毛，也没有蚂蚁和鹰的眼睛……。因此，人在自然本能上是薄弱的。也正是由于人类器官功能的非特定化和自然本能的薄弱性，人类要想满足自己的需要，甚至是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必须创造出超越自然本能的“第二自然”———文化，进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类的需要可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人类的自然需要主要是和人的生物本性相联系的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需要，这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论述的:“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11］人类自然需要的满足主要是通过物质文化(更接近于物质文明)的创造来满足的。而物质文化的创造过程，正是在人类对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不断需要的驱动下创造出来的。人的社会需要是在一定自然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形成的，如进行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的需要和相关的精神需要。人类社会需要的满足主要是通过相关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来满足的，如人类出于生产以维持生存需要而产生了经济制度文化，并依靠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来规范和确定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产品分配;出于进行交往和对行为进行规范的需要而产生了语言、行为规则、纪律和法律等文化要素，以语言为例，关于需要对语言产生的重要性，马克思这样论述:“语言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而为了进行社会管理和阶级统治的需要产生了政治制度文化;出于人类思想的表达、传播和提高人的素质以及服务生产等，需要产生了文学、艺术、天文、科技等精神文化。以精神文化要素之一的天文学和数学为例，古埃及人正是出于:“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12］同时，也是处于丈量土地的需要才得以产生古埃及的数学。恩格斯关于社会需要对文化的推动作用如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3］在基本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类更高层次的需要又层出不穷，促使新的文化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因此，正是由于人类对各种价值和需要的追求，以及自然和社会对人类需要的不断否定，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2．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实践活动

文化的根本动力，即贯穿于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并对其他动力起决定作用的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对实践范畴的界定，实践是“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14］其中“目的”即人的需要———对各种价值的追求，在“需要”的第一推动力下，人类开始了自己的实践活动，也正是在实践活动中才创造出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着世界，同时也改造着人类自身和其固有的生存方式———文化。对此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讲，文化作为人类历史地凝结成的生活方式，“是实践的历史沉淀和对象化，文化又构成实践活动的内在机理和方式。”本文认为就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化类似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logos)。在古希腊语言中，“逻各斯”原意是“话语”，“就逻各斯是世界的本原而言，它又可被理解为‘原则’、‘规律’、‘道’等。”对于“规律”和“道”的认识上要取决于实践活动的深化，同理，文化的发展也取决于实践的根本推动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可以分为三种基本形式: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生产实践，即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主要创造出物质文化———接近于物质文明(当然也孕育着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并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不断推动物质文化的进步;在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中，人类主要创造和推动着各种婚姻家庭制度、交换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文化的发展，另外也推动相应的“社会文化心理”———包括价值尺度、人生态度等发展;科学实验在推动科学技术(精神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日新月异的同时，也为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3．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自在性和自觉性的张力

文化的内在动力，即文化发展的内因，也就是文化内在包含的矛盾。如前所述，人类由于自然本能的薄弱创造出了“第二自然”———文化，因此文化代表着对自然界和人类本能的超越，这是文化自觉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具有群体性特征，个人的行为习惯不能称之为文化。文化的群体性特征使文化具有“给定性”、“强制性”和“规范性”，即作为给定的生存方式规范着个人的行为，这是文化自在性的一面。这样在文化内部，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自在性和自觉性的矛盾。自在性是文化的肯定方面，自觉性是文化的否定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文化的自在性表现在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和对现有文化的维护，如对现有风俗习惯、思维方式、道德、宗教、法律等的坚守;而文化的自觉性表现在对现有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等文化要素的超越和批判。人类生活于自己的文化中，需要依靠文化作为“第二自然”维持生存。同时，为了进一步发展，人又不满足于原有的生存方式，试图摆脱文化的制约，创造出新的文化。这种情况类似于佛洛姆所说的:人的“命运是悲剧的;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要超越自然”。［15］正是在这种文化自在性与自觉性的矛盾中，通过自觉性对自在性的否定才实现了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4．文化发展的外在动力———交流与冲突

文化发展的外在动力，即文化发展的外因。文化发展的外因是多重的，甚至包括地理、气候等环境因素，但本文认为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交流对文化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通过交流使各种文化或者文明得以保存。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指出:“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交流对文化更重要的作用体现在促进文化的发展。通过交流而实现的发展属于文化的自主发展。各种文化，如本土文化之间、民族文化之间通过交流或者交往，相互吸收有利于自己的文化要素，最终实现自身发展。关于交流或交往对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在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播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所说:“对人类文化史来说，我想象不出能有比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展更重要的题目。”［16］马克思把印刷术称为“最伟大的发明”，［17］恩格斯则把印刷术比作新的“文化神。”［18］通过冲突实现的发展属于文化的被迫，即防御性发展。冲突对文化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新旧文化之间，特定历史时期也体现在民族文化之间，如中国清朝末年，西方的入侵拉开了中国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序幕。关于冲突对文化或文明发展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曾经也有过相关论述:“国内那些从前一直和整个世界隔绝的偏僻地区，全都有路可通了;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和外界接触，并接受强加于他们的文明”。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写道:“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19］

5．文化各动力要素构成统一的动力机制

在论述了文化发展的原动力、根本动力、内在动力、外在动力之后，本文认为有必要对于各个文化动力要素之间的联系作出简要的阐释，以便使各要素形成统一的整体机制。(1)文化原动力和根本动力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人类对价值的追求”是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事实上也是人类从事实践活动的原动力。正是人类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各种价值需求的驱使下才进行实践活动。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原动力衍生出了文化的根本动力。此后，实践不断创造出满足人类需求文化的同时，又会引起新的文化需求，从而推动文化发展新“原动力”的产生。(2)文化的根本动力和内在动力之间的关系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化自在性与自觉性的矛盾，起源于实践内部的自在性与自觉性的矛盾。在实践活动中体现着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存在于“神性”与自然性两极之间。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一方面要依赖于自然，靠近自然性，这是实践活动的自在性;另一方面，主体性的实现，体现在对自然性的超越和对“神性”绝对自由的无限接近，这是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实践活动的这种内在矛盾，体现在文化领域中产生出的文化自在性与自觉性的矛盾。(3)文化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之间的关系关于文化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接近于内因与外因的关系，这一点容易理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决定着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基本趋势和发展方向”;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一般地说外因只能加速或者延缓事物发展的进程……但在一定条件下，外因可以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文化内在动力对文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文化外在动力只有通过内在动力才能发挥作用;但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条件下，文化发展的外在动力尤其是冲突，会对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本文来自于《哈尔滨学院学报》杂志。《哈尔滨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顾成林工作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第三篇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发展制度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广泛参与型的文化发展主体制度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主体是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动力，他们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享受者，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者和发展者。以往社会的文化制度的建立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供少数人娱乐和享受的文化，而占人口大部分的劳苦民众是被排除在文化这扇大门之外的。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历史。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将唤醒民众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始终将文化作品作为唤起民众的重要武器;始终将动员和引导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各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纲领，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与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优良传统，使文化发展主体的范围在原先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当之无愧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主体，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生产者、消费者，文化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文化成果也必然由人民群众享有。

(二)一导多元型的文化思想发展制度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社会思想可以多元健康发展。该制度设计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指导思想的一元性。指导思想指示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是保证文化健康发展的定海神针。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譬如旗帜，只有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才有所趋向、有所奔赴。正是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中国建设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丰硕成果。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党和群众展开广泛的思想教育。“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3］351他指出，这种工作是一切其他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其二，社会思想的多元性。在建国后不久就指出，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指导思想地位，但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各种各样的思想，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必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4］389一直非常重视开明社会环境的营造，重视健康文化风气的形成。他希望出现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4］456的政治局面和文化氛围。当然，在时期，对文化形势和社会思想状况做出错误的估计，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侵入到社会各个层面，敌我斗争形势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及根据这一估计采取的文化政策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三)市场倾向型的文化产品生产制度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受到计划经济思维的局限，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比较滞后，文化产品总体上根据各类计划进行生产。但是，还是形成了一些市场倾向的思想。建国后不久，针对社会产品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各种地下工厂、商店和个体经营者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指出，可以搞一些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东西，并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5］认为，在保证文化产品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文化产品的生产应该尊重市场的要求和价值规律，实行一定限度的市场化运作。他主张，文化产品的生产要尊重经济规律，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要建立起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文化产品生产制度。令人遗憾的是，随后对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倾向做出过于严重的估计，这就使市场倾向型的文化产品生产制度没有能够延续、发展下去。

(四)公益导向型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

认为，文化事业的发展要坚持公益性原则，要将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做到文化成果由人民享有。解放前，他就指出，“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6］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认识到，中国人民不仅物质生活贫困，精神生活也比较贫乏。建国初，虽然在文化事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总体文化水平比解放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持续深入，人民群众要求享受更高、更好的社会主义文化成果的愿望越来越迫切。根据这一现实，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事业。他自信地向国人指出，并向全世界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7］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落后的文化现状之间的差距，并将发展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事业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五)自立主导型的文化发展开放制度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受传统文化影响甚深，他们中的大多数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着极强的文化自信。指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立足于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坚持;要立足于对本国文化资源的挖掘;要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征、中国气质、中国气派的文化。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坚持这并不意味着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若要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能够在全世界发扬光大，就必须汲取各国文化之长，就必须对古今中外一切有益文化成果进行吸收和借鉴。同时，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具有极强的自立精神和独立意识，这在文化发展制度领域也有所反应。“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3］41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以开放的胸襟、融合的心态看待中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发展制度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突出的人民性

广泛参与型的文化发展主体制度具有突出的人民性。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国后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人民性的文化发展方针。“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253这里的人民性不仅指文化运动与实践为了广大群众，而且指文化运动与实践是由群众广泛发动与参与的，群众是文化运动与实践的主体。向党内同志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须臾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须臾离不开对人民群众疾苦的解决，须臾离不开尊重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唯有这样，才能“唤起工农千百万”，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认为，文化要能采用人民语言，反映人民生活，解决人民问题。自己就是一个熟谙人民语言的大师，他总是能够用明了、流畅、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革命道理和迫切的群众愿望。他将自己融入到人民当中，所以能以如橼之笔展现出人民的伟大文化力量。可见，广泛参与型的文化发展主体制度真正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精神和理念。

(二)丰富的辩证性

一导多元型的文化思想发展制度具有丰富的辩证性。是辩证法的大师。在文化思想发展制度设计方面，充分显示了其丰富的辩证性。一元化和多样性是矛盾的，但是在看来，它们又是统一的、合理的、和谐的。“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8］328没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也就无所谓文化思想的多元多样，因为那时的多元多样必定是混乱的、无序的、互相冲突的;没有了文化思想的多元发展，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对立的双方不仅相互依赖，而且相互斗争。一元化和多样性也是要斗争的。“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3］213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必然的，这种斗争在一定时候还会很激烈。的这些认识是非常准确的和有先见之明的，但是错误地估计了这种斗争的严重性，忽略了他曾经反复提到过的斗争的非对抗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将这种文化上的斗争作为一种攸关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其错误之处在于他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是对抗性的，也不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证明，“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8］334在社会主义社会文化思想发展领域，完全可以实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下的多元发展。

(三)有限的市场化

市场倾向型的文化产品生产制度是实行有限市场化的制度。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有发展市场化倾向的文化产品生产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彻底的。这反映在其对社会效益的极端重视、对市场倾向进一步发展的忧虑、在文化产品政策上的反复等方面。在建国初期，看到了文化产品极其匮乏，察觉到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得不到充分满足，故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市场倾向的文化产品生产，但他终究认为文化的社会效益相对于经济效益来讲，应该占到绝对优先的地位。反复强调要发挥文化产品在鼓舞革命斗志、引领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倾向抱有深深的忧虑。在他看来，若控制不当，市场倾向将会使文化生产走上资本主义的老路;将会使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因为利益的驱使而无视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将会使文化产品的生产甚至整个文化事业腐朽变质。正是基于以上因素的考虑，在文化产品生产政策上有所反复。在五十年代初，他曾提到要实行有限度的市场化，要发挥价值法则在文化产品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但随后不久，他就放弃了这种政策，在文化产品生产方面开始摈弃市场倾向的做法，采取严格的计划生产方式。

(四)持续的普惠性

公益导向型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体现持续的普惠性。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认识到，旧中国不仅生产力落后，在文化上也是积贫积弱。在这种背景下，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发展普惠型的文化事业作为建国后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其目标就是使每个社会主义公民可以享受基本的文化权益，享受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和优越性的体现。在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公共文化建设的高潮。在全国物力并不丰厚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公益性质的文化场馆、文化传播设施，投入大量人力发展大众型的文化表演。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得到普遍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得到较大的满足。

(五)鲜明的中国化

自立主导型的文化发展开放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国文化发展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国的文化开放立足于本国实际，注重保持鲜明的本国特色。一向坚持独立自主地研究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一向坚持与提倡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3］77“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3］76－77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给中国共产党注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气质，给我国文化发展注入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发展制度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加强文化主体制度建设，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个体、政党、民族基于对自身文化及本民族文化的深切认识、深切体悟，并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进而从中体会到自己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民群众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当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得到尊重时，文化就会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之势;当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受到打压时，文化转而呈现出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之态。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将加强文化主体制度建设、培养高度文化自觉作为文化建设重要目标，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现时期，仍需在以下两个方面继续加强文化主体制度建设。一是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制度。文化发展的绵长动力在基层，文化发展的真正目的也是服务基层。新时期，要落实和完善基层文化人才建设规划制度、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学习培训制度、基层文化人才待遇保障制度。二是强化文化工作者基层工作制度。“鼓励文化工作者特别是文化名家、中青年骨干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拜人民为师，增强国情了解，增加基层经验，增进群众感情。”［9］46一直以来，党和政府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于2023年8月9日对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基层文化工作长效机制开始完善。大量来自基层一线的鲜活报道，给新闻媒体带来清新之风，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10］事实证明，好的文化主体制度能够尊重人民的文化发展主体地位，有助于人民文化主体意识的高涨，有助于人民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本文来自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二)建立核心价值融入制度，增强核心价值融入效果

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9］20－2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引领社会思潮和平、稳定、有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重在建立健全制度保障。现阶段，我国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制度。一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课堂制度。学生时期是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佳时期。如果能在这个时期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将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各级学校要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接受程度、理解水平制定适合各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课堂制度，从课程安排、教学时数、实践活动等各个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二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党建制度。在我国，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绝大多数党员是各个行业的先锋模范，但也存在着一些党员律己不严，甚至贪污腐化、生活堕落，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党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和践行程度应该更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党建制度亟需健全，可以从理论学习、工作考核、实践安排、社会效果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三)深化文化产业制度改革，持续增加文化生产体量

我国文化市场形成较晚，文化产业起步较迟，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生产体量持续扩大，直接文化生产及与文化相关的生产的产值不断增长，文化生产力显著提高。2023－2023年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年均增长23.3%，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近5个百分点;2023－2023年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年均增长24.2%，继续较大幅高于GDP现价年均增速。2023年，第十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论坛上了《2023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4万亿元，占GDP比重进一步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强。［11］目前，我国需要继续加强文化产业制度建设，深化文化产业制度改革。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健全新兴文化产业扶助制度。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与新一轮技术革命联系紧密，科技含量高，在未来文化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新兴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上、资金上、规模上仍有很大差距。我国应健全新兴文化产业扶助制度，在技术开发、税务优惠、成果推广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对新兴文化产业给予大力扶助，以增强我国文化新兴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二是健全民族优秀文化产业支持制度。民族优秀文化产业不仅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还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我国文化对世界人民的吸引力。目前，我国需要健全民族优秀文化支持制度，在经费支持、环境配套、产业转化、技术融入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对优秀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四)完善公共文化投入制度，加大文化权益保护力度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卫生网络，让群众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9］3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的公益性和普惠性，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措施不断努力扩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享受范围，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享有质量。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仍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公共文化投入制度建设。一是要建立公共优质文化资源均衡共享制度。我国文化资源在分布上呈现出不均匀的状态。一些发达省、市、地区、社区占有着优质的文化资源，一些地区则仅仅占有一般质量的文化资源，还有一些偏僻的地区则缺乏一般质量的文化资源。优质文化资源从性质上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但一部分优秀文化资源实际上由一部分人独享或由其优先享有，这在社会上造成极不良影响。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公共优质文化资源均衡共享制度，从优质文化资源传播机制、流转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实现对公共优质文化的均衡共享。二是要完善弱势群体文化设施保障制度。党和国家对公共文化设施投入巨大，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应该看到，一些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享有质量仍然偏低，一些弱势群体疲于生计，其文化享有意识也不强。这就需要我们从弱势群体最低文化保障经费、弱势群体文化意识培养、弱势群体文化设施实际享有度等方面做出规定，将对弱势群体文化权益的保护落到实处。

(五)健全文化综合创新制度，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文化

民族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基，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绝对不能割舍的珍宝。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12］现阶段，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我国的文化综合创新制度。一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制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应落实在文化发展理念上，也应该落实到文化发展制度上。我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典籍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保障。二是传统文化再创造制度。可以从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出版、传统文化典籍数字转化、传统优秀文化普及推广、传统优秀文化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工程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以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点，增强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作者：胡剑1，2工作单位：1．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2．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