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研究论文

一、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探讨

路径依赖的经济学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大卫•保罗(A.DavidPaul)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随后，谢林(ThomasC.Schelling，1978)在《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一书中，又提出了“互动性行为”(interactivebehavior)问题，他指出，经济结果严重依赖于行为发生时的秩序，因此，即使面临着更有利的选择，一些次优的结果可能非常流行。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大卫•保罗和阿瑟(W.B.Arthur)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它才引起经济学界广泛的关注。保罗(1994)认为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feedback)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向”(U.Witt，1993)。阿瑟(1989)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中的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的关系上，并指出一种技术的市场份额不仅依赖于偏好和技术的可能性，而且还依赖于报酬递增而导致锁定效应(lockin)的历史小事件。他认为，技术通过两种机制显示报酬递增：首先是用中学，技术被采用得越多，由此获得的经验越多，它们被改进得越多，从而被采用得越多；其次是网络外部性或协调外部性。历史小事件和报酬递增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劣等技术占主导地位和锁定效应的发生。

诺思(DouglassC.North)是从技术变迁领域引入路径依赖方法进行制度研究的第一人。继他之后，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研究十分活跃，例如Stark(1992)、Campbell(1991；1996；1997)、Hausner(1995)、Grief(1994；1997)、Pierson(2000；2023)、Caroline(2023)、青木昌彦(2023)和A.爱伦•斯密德(2023)等都参与了此项研究活动。他们大多认识到制度变迁(演化)受到制度遗产、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理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且试图解释或揭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近年来，哈佛大学的皮尔森(P.Pierson，2023)的新著《时间进程中的政治学：历史、制度和社会分析》与诺思(2023)的新书《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都试图揭示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生成或传递机制，代表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最新发展水平，引起了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

诺思作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领军人物，国内学者多热衷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诸如企业改革、诚信建设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姚洋(2023)、刘汉明(2023)、秦海(2023)和周业安(2023)等都注意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但是，对于诺思是如何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它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和评价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等问题，少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欲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国外有关文献，阐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提出过程，从而揭示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涵义，最后对该理论做出若干评价。

二、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一书中，诺思指出，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制度变迁，因为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拥有这些技术的组织竞争，因此，技术变迁机制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具体说来，制度变迁受4种形式的报酬递增的制约：(1)大量的创设成本或固定成本；(2)与现行的制度框架、网络外部性和制度矩阵有关的学习效应；(3)通过合约直接与其他组织和间接诱致政府在互补性活动中投资的协调效应；(4)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因签约持久而降低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制度矩阵相互依赖的网产生了大量的报酬递增”，由此，不可预期的结果就具有4个特征：(1)多重均衡——即可能存在多重解而结果又不确定；(2)可能的非效率——高效率的制度可能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而未能被采纳，从而替代一些非效率的制度；(3)锁定——一旦社会被锁定一个均衡点，就很难从中摆脱出来；(4)路径依赖——一些小事件或随机环境的结果决定某些解，而这些特定的解一旦形成，就导致一种特定的制度变迁路径。因此，制度的路径依赖可以定义为“人们在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或者说“从概念上缩小了选择束并自始至终与决策相连的情形”。

将路径依赖方法引入制度分析时，诺思强调了他的分析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有两点差别：第一，报酬递增的基本原因不同，制度变迁与现行的制度框架、网络外部性和制度基体网络相关，而不是与某个特定的制度相关，即制度安排会诱致互补性组织形式，而后者反过来又鼓励新的互补性制度的形成。第二，政治、经济市场的不完备，交易费用高昂，使得非效率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如果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或大致接近零交易费用，报酬递增造成的对低效率路径依赖很容易得到校正。但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存在心智模式的不完备及其信息反馈的不完备和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因此，在一些对生产活动无激励效应的制度初始安排中所具有的报酬递增这个特征，将衍生出一些维系现存制度约束的组织或利益集团，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将按“他们的利益来决定政治(进程)”，从而使得一些非效率的制度可能长期存在，甚至导致制度路径锁定。因此，在从技术报酬递增转向具体的制度时，诺思从心智模式、政治过程两个方面对路径依赖做了解释，并据此断言，由于经济、政治的交互作用和文化遗产的制约，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复杂。

随着时间的推移，诺思日益强调他与路径依赖技术观的差别，逐渐发展出一个更具原创性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随后诺思(1994；1997)逐步远离了技术性路径依赖概念，发展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概念。以经济史为背景，诺思试图说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绩效)的差别。他在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提到经济史中的路径依赖与发展差距有关，即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发展速度各异，一般说来，欠发达国家难以赶上发达国家，因此，历史是路径依赖的。同时，针对后社会主义国家，诺思(1997)指出了路径依赖就是制度框架使各种选择定型化(shape)并约束可能被锁入人为的制度路径的事实。

至此，诺思清楚地阐明了制度变迁受文化、政治这两个重要的累积过程的影响。首先，诺思指出，个体改善经济绩效的能力仰赖于其信念和心智模式，而后者又受到社会累积的知识存量(文化)的影响；积累起来的知识存量又被置人我们的学习中，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巨大影响的渊源。其次，制度变迁受累积的政治过程的影响，“制度，或者至少是正式规则是那些拥有谈判力的人创造的，从而维护他们的利益。”因此，“经济变革的难度受政治市场性质的影响”，强烈的不确定性、政治协定实施的困难等因素，都会引起了政治市场的不完备。因此，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政府在短期内改进经济绩效的能力十分有限。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对制度变迁作简单化的理解而实行快速私有化，那就是毫无头脑的政策，因为这样做显然低估了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及转型的难度。

近来，诺思(2023；2023)进一步揭示了路径依赖的传递途径和认知根源，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先从认知层面开始，经过制度层面，最后达到经济层面。信念决定了制度结构，因为认知的路径依赖，制度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在制度框架既定和社会激励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借助于价格信号，市场当事人的信念与技术互动，可能引导该社会沿着一种鼓励技术进步的方向前进。因此，认知和制度的路径依赖将会导致经济的路径依赖。

通过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诺思的分析不仅仅在于强调历史是重要的，历史上的选择具有不可逆性，而更在于制度的选择要受现行的制度安排、权力关系、政治斗争、国家行为和文化传统的约束。具体说来，它有着以下特殊的含义：

第一，政治过程影响制度选择，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包含了大量的讨价还价、度量和强制的交易成本，其结果往往是非效率的，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见的反映。显然，诺思已经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与制度框架“共生的”相互依赖的组织和利益集团会竭力维护现行的制度，阻挠制度变迁，因此，重大的制度变迁就发生在“大危机”时期，因为危机极大地削弱了利益集团维持现状的能力(诺思，2023)。

第二，制度变迁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诺思(1994)认为，制度反映了当事人的信念，或者至少反映了制定规则的当事人的信念；信念则反映了当事人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学习是个体的心智模式对环境的反馈所作的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人类学习的特征既是心智模式的调整过程，又是“表象重述”的过程。从特殊到一般进行概括的能力和应用模拟的能力是这种重述过程的一部分。这种能力不仅是创造性思维的源泉，而且是决定人类决策的意识形态和信念体系的源泉。因此，诺思认为人类的学习过程决定了制度的演进方式(诺思，1994；2023)。

第三，制度的非效率是历史的常态(而非例外)；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历态(non—ergodicity)的过程。诺思(1997)指出，由于制度的报酬递增，制度变迁过程的政治效应可能被锁人某一制度轨道；技术锁定的重要性远不如制度锁定，即(源于制度和政治安排僵化的)路径依赖和互不相同的人类信念构成了经济政策长期性和系统性失灵的原因。转三、诺思路径依赖理论的简要评述

1990年代诺思之所以把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方法引入制度研究领域，表面上似乎是因为作为经济史学家的诺思敏锐地把握了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具有相同的特性：学习效应、协调效应、适应性预期等引起的报酬递增。但是，实际上，如果结合诺思的学术思想演变历史来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诺思早期(20世纪90年代之前)制度变迁体系的内在抵牾，即他长期信奉的新古典经济学工具无力分析诸如“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会长期存在，如何解释引起了经济的繁荣或衰退的制度框架的演变”之类的问题。

首先，新古典分析框架无法处理“报酬递增”的范畴。基于报酬递减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断言，均衡是一种最优结果，而资源的配置也是最优的。但是，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是人口、知识存量和决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从动态角度来考察知识、技术、制度和外部性等范畴，就必须将报酬递增机制纳入分析框架。因为知识特别是默示知识的变迁和技术变迁都具有学习效应、演进积累效应等特点，特别是由于外部性的纳入，就必然意味着制度、技术在形成和创新过程中具有外溢的网络效应、协调效应。所以，如何在修正后的新古典框架中把报酬递增现象纳入理论分析中，是诺思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其次，诺思认为，新古典理论构造的是无摩擦力的、没有制度和没有时间维度的世界，它虽然具有数学的精确和雅致的形式，但它无法适应时间历程中的经济分析的需要。诺思期望通过纳入时间范畴和制度因素来把握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最后，新古典世界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而诺思注意到现实世界中人类面临着普遍的不确定性，即人类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文环境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新奇性。制度变迁中存在路径的多样性，非效率路径也可能长期驻存。

因此，诺思意识到他必须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局限，在更广泛的学术背景下寻求制度范式的综合。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勃兴既促使了诺思对自己原有体系的反思，同时也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在诺思的新理论中，他特别强调了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制度和认知的重要作用，即信息的不完全和认知能力有限的个体，不得不通过“干中学”设定一系列的结构，比如信念、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来弱化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认识环境的能力。诺思(2023)认为，制度构造了人类互动的结构，它能帮助个体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是降低不确定性的主要手段。因为制度结构反映了时间进程中积累的社会信念，一旦信念与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相联系，认知就对制度变迁产生深远的影响。时间是人类的认知过程影响制度演变方式的维度，也就是说，个人、团体和社会所持有的、决定其选择的信念是在时间进程中学习的结果。诺思认为，西方世界就是因相对灵活的信念体系而崛起、而穆斯林世界因凝固的信念体系而陷于停滞。至此，我们不难理解诺思为何要研究制度变迁的认知(行为)基础，并且由此阐释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传递机制。

虽然路径依赖理论能解释某些制度的延续性和停滞性，但是，诺思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现有理论的综合，且理论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一，制度的效率评价问题。制度是否仅以效率维度来衡量，学界存在争议。即便认同效率标准，如何测定不同制度的效率远非易事；制度和效率的联系也不容易建立，因为制度对效率的影响，要借助许多中介，如诺思解释制度首先影响经济组织和经济环境，进而影响经济行为，因此制度和效率之间的联系很复杂，且制度规则不是追求的具体目标，因此我们难以确定评估制度效率的标准；鉴于制度间相互依赖的特性，考察整个制度的框架及其长期演变的效率比考察单一制度的效率似乎更合适。第二，认知因素和意识形态对制度演变的影响也相当难以计量。路径依赖的认知解释，尽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是经济学家很难应用实证分析，因为分析认知过程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太少了。除了断言文化是理解路径依赖的关键因素之外，诺思就从未详细说明这些效应怎样影响制度变迁(诺思，1994)。第三，诺思把路径依赖方法广泛地应用于所有有关的机制，诸如协调外部性、制度创设成本及政治市场不完备的成本，但从来没有准确地定义过它们。此外，他的经济绩效@观横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重复，严格限制了对某些制度(如所有制形式)短期内效率的确定(Vincensini，Caroline，2023)。

因此，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试图表明“历史是起作用的”，但对于“历史是如何起作用”，他的答案十分有限，也不成熟。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什么是路径依赖的潜在根源，路径依赖怎样影响人类行为?我们对此知之甚少”(诺思，2023)。由于缺少关于社会经济进化的综合理论，路径依赖的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还远未被弄清，更不要说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了。但是，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念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仍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诺思，1995)。

四、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理论价值及其启示

尽管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基于制度基体网络中认知和政治过程，诺思提出了一个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这比将技术上的路径依赖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制度分析中更有意义，它已经并将继续对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一，在诺思的学术探索中，他逐渐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无力解决动态的、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的理论问题，因此他引入了路径依赖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路径依赖被认为是替代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个革命性变化(S.J.Liebowits，S.E.Margolis，1995)。这是因为：路径依赖的分析框架将收益递增、多重均衡纳入理论分析之中，初步使经济分析把偶然性与必然性、线性与非线性、微观不确定性与宏观选择范畴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解决制度变迁理论中一些难题的思路，此其一。其二，“时间维度”的引入，打破新古典以及新制度主义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真正将历史引入经济分析(即所谓“historymatters”)，有利于建立动态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三，诺思洞察到制度的选择要受现行的制度安排、权力关系、政治斗争、国家行为和文化传统的约束，制度变迁是认知、文化和政治等诸方面的累积过程，阐明了路径依赖的认知基础及其认知—政治—经济的传递机制，将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分析方法具体化，创造性地将文化传统融入了一国历史演进的制度分析之中。

第二，诺思对路径依赖成因及其传递机制的说明又揭示了制度形成的基础是人们的信念。在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的重要性以后，诺思(1994)要求我们关注制度形成过程中信念的作用。制度反映了当事人的信念；信念的背后是当事人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路径依赖说到底是人们的信念在发挥作用，是信念变成制度，然后由这种制度来推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信念是由个体学习和社会集体学习的过程决定的，人类的学习过程决定了制度的演进方式，从而把“学习过程”与“路径依赖”问题结合起来。在此，诺思综合了认知心理学、哈耶克的演化经济学和复杂性适应性理论，揭示了路径依赖的内在机制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认知或行为视角的引入将开辟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研究的方向，新制度经济学不仅要讨论当事人理性行为及其局限的认知基础，而且还要在认知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一致性地解释正式制度的选择和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在诺思的启发下，青木昌彦、格雷夫等人通过演化博弈论的引入，解释了长时段的制度演变问题；斯密德则从制度、当事人行为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来探求制度的起源和演化。这种基于个体心理的制度分析可能形成一个前景看好的“行为制度理论”。

第三，对社会科学家而言，诺思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制度生成、维系和变迁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诺思强调大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基体相互依赖的网络”；路径依赖的过程不只表现在个别组织或个别制度的微观层面，而更突出地表现在组织间、制度框架内、组织与制度间相互作用的宏观层面。这些理论对热衷于社会发展道路研究的科学家(尤其是政治学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因为诺思的洞见使他们认识到制度发展的报酬递增性，路径依赖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解释制度生成、维系和变迁。被学界誉为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皮尔森(2023)的新著，就极力拓展了诺思的分析，代表了迄今社会科学中最为系统和全面的把时间过程纳入分析的理论。

此外，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对于我们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中国的改革呈现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的性质，因此路径依赖理论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改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形成来自每项改革措施最初的正效应、既得利益势力的支持、个体和集体学习，以及后续政策的强化等，这些是现行中国的改革走向良性循环的必要动力。但这并不能保证改革不受其他消极因素的影响，如果没有采取谨慎决策的话，走向“锁定”随时都是可能的。如何促进制度的良性循环而避免陷入“锁定”?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制度的形成要受到社会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和个人认知的不完善的影响，新制度的形成是利益多元化、价值趋向多元化、信息不完备的当事人之间、当事人认知与环境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无疑受到现有制度的影响，同时，这些经济行为也必将影响新的制度。制度变迁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我们必须建立(或生成)一种灵活的、鼓励社会成员反复“试错”的制度，在新制度形成过程中，它必须通过分散决策利用散布在千百万社会个体中的知识尤其是默示知识，鼓励社会知识的积累，鼓励社会成员在各个方向或方面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