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论文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政治学论文篇2
本文主要介绍“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理论观点。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Frey)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Ronbini)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①Alesina,A."Credibilityandpolicyconvergenceinatwo-partysystemwithrationalvote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8,Vol.78,pp796-806.
②Alesina,A.andR.Perotti,"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acriticalsurveyoftheliteratur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4,Vol.8,
【编者按】351-371.
③Alesina,A.andR.Perotti,"Fiscaldisciplineandthebudgetproces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6,Vol.86,pp401-407.
政治学论文篇3
(一)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
教师在进行高中政治教学的时候，要注重开发利用自身的资源，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程度。高中政治教师应首先转变教学思想，认真做好现代教学理念的学习，认识传统教学的弊端，总结新课改的教学方法。学生政治学习兴趣不高很大程度上在于教学理念的落后，因此，教师应加强对学生行动能力、学习能力、自我领悟能力的培养。
(二)改善教学方法
传统的高中政治主要是填鸭式的教学，学生的思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教师应改善教学方法，注重互动教学的建立，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将政治教学的要求和教材结合起来，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加强学生社会认知能力的培养;第二，展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主动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第三，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例如在进行“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这一知识点的教学时，教师给出一则材料，“2007年，济南遭受大暴雨的袭击，26人遇难，将近200人受伤，造成损失将近13亿元。为什么暴雨会给城市带来这么大的危害?我们如何才能够为将来的城市建设建言献策?”学生在阅读材料时，就会将实际生活和理论知识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掌握在客观规律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规律。
(三)加强教学反思和总结
为了提高教师的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教师要加强教学反思，及时总结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并且找出解决措施。教师在进行政治教学时，要取长补短，让群体的力量最大化。教师要进行新知识、新理念、新方法、新技能的学习，在总结和反思中提高政治教学的效果。
二、认真挖掘学生资源
(一)挖掘学生的基础性资源
学生的基础性资源主要是学生在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利用好学生的基础性资源是政治教学的关键环节，也是提高学生政治理念的核心步骤。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要加强学生基础性资源的发挥，关注学生的生活经历，加强师生间的互动，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充分利用学生的基础性资源。例如在教学“政府职能:服务和管理”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在网络上搜集资料，分析政府角色、职能等。这样教师就能很好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思维方式，这对于以后的教学有很大的好处。
(二)开发学生差异性资源
每个高中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展示出不同的特点。对学生的差异性进行分析，掌握学生之间的差异，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实现因材施教。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学习，以让学生之间形成互补，提高每一个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三)利用学生生成性资源
学生在进行政治学习时会产生很多的生成性资源，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经过交流会产生很多思维的火花，这个时候教师进行适当引导，便可以让学生灵光一现，掌握政治知识。例如在教学《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一课时，教师就可以利用学生消费观念的不同，让学生进行讨论交流。有的学生认为应该及时享乐，有的学生则认为应该理性消费，这种消费观念差异的讨论就是一场辩论赛，在辩论中学生能锻炼自己的思维和理解力。
三、合理利用外部资源
(一)利用教材资源进行教学
教材资源对于学生的影响很大，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合理利用教材资源，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率。教师应充分领会教材精神，改变教学观念，加强对政治教材的理解能力。教师在进行教学时，不能拘泥于教材，而要合理利用教材资源。例如在教学《影响价格的因素》一课时，教师就应综合分析教材中各种影响价格的因素，然后给学生全面展示各种影响因素，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二)开发网络资源
政治学论文篇4
【关键词】行为主义/政治学/后行为主义
作为战后西方主流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发展嬗变。这一嬗变过程就是所谓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革命”――后行为主义革命，其兴起标志是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在1969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所作的就职演说。在这篇著名演说中，伊斯顿对美国行为主义的研究现状作了前所未有的尖锐批评，他指出：“目前美国的政治学中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让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取代了，而新的革命正在发生。我把这个新的挑战称之为后行为主义革命。”①伊斯顿的批评，在美国政治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迅速得到了罗伯特、达尔、乔治?格雷瓦姆、乔治?卡略里等许多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积极支持，从而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西方形成了不断发展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post―behavioralpoliticalscience)。后行为主义的产生开创了当今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理论格局，对当今西方政治学其它各主要流派，特别是政策科学(policysciences)和回归国家学派(thenewstate―centricscholars)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在严格意义上说，后行为主义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发展充分的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因为，它并不像传统学派那样要根本否定行为主义，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是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它的产生毕竟标志着当代西方政治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行为主义时期。无论在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上和方法上，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批评、修正和补充，由此形成了以下“后行为主义信条”。
第一，批评了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当代西方政治学家通常以“事实――价值”关系为基础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传统的(规范)方法和现代的(经验)方法，而传统的方法倾向于“价值”方面，现代的方法则注重于“事实”方面。行为主义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应把价值和事实严格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只有绝对排除研究主体的价值观念对政治研究的干扰，才能使政治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政治学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一门“精密”的可以测量的科学;后行为主义则认为，完全与价值无涉的政治研究是不存在的，政治科学本身理应包括价值判断。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决定着他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材料的搜集和解释等。美国著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顺应了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历史潮流之后承认：“任何人在判断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动作价值标准”②，深刻的政治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评价，评价就不仅涉及论述中经验的合理性，也涉及论述中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道德性质。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和价值的建设性发展，是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政治学者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在评价问题上完全持“中立”态度，所以，行为主义所恪守的“价值中立”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批评了行为主义的“纯科学”倾向，主张政治学科的“政治化”。
奉行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其逻辑指向必然是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因而它就有一种脱离政治的“非政治化”倾向。对此，后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与“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这就是后行为主义者著名的“关联原则”①。政治学研究不仅应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基础，还应对一些长期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发现政治生活的规律，而且，这种研究本身还应针对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贫困、饥饿、核战争和环境污染等。与行为主义的格言“宁可错误，也不可含糊不清”相对立，后行为主义者的格言则是“宁可含糊不清，也不可于世无补”。他们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应该付诸于政治学者的行动之中，因为政治学研究人员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且也应该是问题的解决者，他们应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勇于承担指导社会进行政治结构改革的义务，应该运用自己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为现存社会问题、特别是关键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和途径，而不能成为只对社会作小修小补的技术师或修理工。这一主张扩大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使许多新的实际政治内容进入了研究领域，如种族政治、妇女政治、学生政治、核武器政治等。同时政治学研究组织和政治学家同政府关系也更为密切。
第三，批评了行为主义对政治学传统研究方面的贬低，主张恢复其应有的地位。
行为学派的政治学家申明抛弃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政治哲学方面，而采取经验―科学的方法，以对政治现象作系统、精确、客观的描述。后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行为主义这种实证研究法是狭隘的，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政治活动，也要用复合的方法去研究”③。行为主义的经验分析应同政治哲学的规范政治理论相结合，这将有助于行为主义摆脱自身困境。关于这点达尔文认为，“不了解经验取向的分析提供的事实，政治哲学容易变得不切题，甚至愚蠢，不关心政治哲学家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会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中，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和行为主义的经验(科学)研究“能够相互取长补短”②，政治哲学的研究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前提和标准，政治学者应该关心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应该研究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基础、自由平等正义的意义这类规范性课题。后行为主义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即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学派在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后行为主义对传统的政治规范理论和方法的重视，成为风靡当今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回归国家学派兴起的开端。
第四，批评了行为主义对定量分析方法的过分热衷，主张加强公共政策研究。
行为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过分重视，使它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方法学”。后行为学派对此深为不满，他们认为政治的实际内容理所当然地应置于形式和方法之上。当然，他们并不反对行为主义所采用的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本身，事实上，许多后行为主义者都精通统计学和计算机分析。但是，他们强调，即使是高级、严密的研究方法，也决不能“喧宾夺主”地优先于政治的内容，因为“方法只能是工具，决不能以它们本身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毕竟不是卖弄自己手中的方程式公式，而是要发展实在的政治理论”②。计算机、模拟法、控制论、系统论、博弈论、统计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手段应当被用于对实际政治内容，特别是要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后行为主义这一“目的”与“方法”并重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促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纯科学”向“应用科学”，即由政治科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而政策科学也就成了后行为主义批评、修正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
考察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由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演变，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应该说，行为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政治学流派，曾适应了维持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实现国家管理的精确化与高效化的需要。然而，行为主义奉行“价值中立”的纯学术研究态度，把政治研究引上了脱离实际政治的轨道，因而它不能为解决西方社会50、60年代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提供可行的方案，这就注定了它的衰退。而后行为主义的蓬勃兴起，其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它对实际政治活动的积极研究和参与，在于它参与为当权者出谋划策，使政治研究能够有效地为现存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服务。由此可见，主导西方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的政治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对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是对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
第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各种研究方法作有机整合。
政治研究的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行为主义热潮的冷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使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探索过程中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探讨。
由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基本停留在类似于政治哲学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着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讨的方法，因此亟需在支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经济方法、阶级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基础上，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经验研究方法论基础，及时捕捉政治生活的细微变化和发展，准确、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这是繁荣我国政治学科的当务之急。要重视调查研究，应用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的方法及技术，形成可供检验的经验理论，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在这方面，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深入社会政治生活，采取典型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新制度主义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各种方法，剖析我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机制和运行过程，探索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系统批判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对待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消极态度，重新把国家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分析的中心之一。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其一，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解释，恐怕难以有足够的说服力。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其二，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④。虽然作为根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功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三，研究政治制度问题要坚持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相结合。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把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倡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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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81―189.
政治学论文篇5
毋庸讳言，我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落后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从我国政治学自身建设的角度看，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长期存在以下诸方面问题。
首先，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对政治学基本范畴的研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拥有自己的范畴体系是一个学科自立于学科之林的基本依据，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但是，现有的政治学范畴，仍然主要是该学科恢复初期从科学社会主义等传统学科中直接借用来的，而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层次严密的范畴体系。由于没有逻辑严密、基点统一的范畴体系，导致我国的政治学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学科语言，这种状况使得许多政治学研讨没有可供政治学界通用的、专门化的、规范的、严密的、统一的表意符号。同一个词语，从不同人的口中说出来，却具有不同的含义，代表着不同的概念，如何能真正讨论问题?虽然讨论的问题是政治现象，但如果是随意使用“大白话”，或者是原封不动地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范畴，就不会成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
其次，我国政治学也缺乏学科化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方法论，有一整套具有鲜明学科特点的基本研究方法。而政治学目前所使用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基本研究方法仍然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还要不要呢?当然要。但是，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层次的方法论的指导下，还应该有本学科的方法论和基本方法。在政治学中，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外，还应该有哪些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对此迄今尚未见到系统的论述。
由于上述问题，与恢复后发展较快的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显得比较陈旧，中国政治学者关系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似乎依然停留在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刚刚恢复时编写“政治学原理”教材的启蒙阶段。进入90年代以来，出版的政治学理论性著作不多，现在见到的各种“政治学原理”教材，绝大多数还是80年代前期或中期编写的。由于没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某些“政治学”著作和教材与其他学科的内容相仿，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个别政治学原理教材让人读起来似乎与其他某些学科如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或者只是关于各种政治现象的描述的拼盘，各个部分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些都说明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学界给以更多的重视，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新近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在政治学的理论体系等方面，做了一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探索。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是当前政治学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学无论有多么大的区别，它们都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必然集中地体现在理论体系的区别上。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应该能够反映出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主导思想、实践功能和价值取向等等。那么，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应该有哪些呢?
第一，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理论指南。如果以为中国政治学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不了政治学，都是错误的。但是，这里同时需要弄清楚的是：首先，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政治学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相当的论述属于政治学的范围和内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某些范畴和概念与政治学有所交叉，其所研究的问题中有不少也是政治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政治学在认识和研究这些问题时也要从本学科特有的视角出发，使用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和基本分析方法，并达到本学科所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政治学的过程中，它的基本精神和分析方法以及某些有关的范畴和概念，在融入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而成为政治学的灵魂的同时，它们自己也学科化即政治学化了。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政治学，这是推进学科繁荣和发展的原则，但并不意味片面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也不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现成的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再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要积极地大胆吸收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各种思潮，要注意研究，科学分析，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学和科学技术一样，也经过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概念工具，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而恰恰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治学与世界的政治学的联系和交流中断了许多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忽视甚至限制吸收外国政治学的成果，就不可能有中国政治学的繁荣。对外国的东西，不能生吞活剥，盲目照搬。当代国外政治学的成果中，许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鉴别科学与谬误，吸收和消化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东西，用来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并使之纳入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中国政治学理论应该研究和反映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因此，中国政治学必须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探讨我国的政治应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事业，如何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政治学应该关注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增强之间的关系，由此探讨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立场、方法开展对民主政治的研究，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里我国政治学的重要任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过去对它的本质上的优越性研究得较多，但对它的实现形式(包括机构、程序等)却注意得较少。而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主制度的时候，民主的形式问题应引起学界的特别重视。为此，就要研究古往今来民主政治建设的得失成败;要用政治学的眼光，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各国尤其是我国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出自己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指明了方向。中国政治学需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指导下，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现象及其规律。同时，还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总结中国古代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分析近代以来为探索救国图强之路而出现的各种政治理论，比较西方的政治思想及其发展线索，把各种政治学说放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理清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络，比较中国和西方政治思维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从而科学地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政治思想中的合理内容，使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建立在深厚扎实的基础之上。
第三，中国政治学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中国政治学的范畴，应当是在对政治现象的本质加以概括和抽象的基础上，形成观念地反映政治的特性和各种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作为认识和掌握政治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在建立学科范畴体系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把商品作为研究的起点，抽象出了价值与使用价值，并从抽象到具体层层推进，形成了一个庞大、严谨、科学的范畴体系，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为了建立政治学的科学的范畴体系，我们就首先需要努力完成对社会政治关系的最高抽象，确认最基本的政治现象，抽象出它的本质一般，将反映这个本质一般的概念确立为政治学的核心范畴。然后，再从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个别，形成反映纷纭复杂、云诡波谲、变幻万千的一个又一个政治现象的具体概念，再进行新的综合，形成一个含义确定、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范畴概念体系，成为反映政治现象之网的政治学概念之网。在建立中国政治学范畴体系时，必须处理好两个借用的问题，一是从其他学科借用某些概念，二是从外国政治学概念体系中借用某些概念。这两种借用都是必要的，但是，都不能简单地“拿来”。前一种借用概念必须使之政治学化;后一种借用概念则必须使之中国化。无论哪一种借用，都必须把借用来的概念改造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并确认其在中国政治学范畴体系中的位置。借用来的概念，不能游移在中国政治学概念之网以外，也不能是坠入政治学概念之网的网中之物，而必须脱胎换骨，真正成为网上的一个“纽结”。为此，就需要确立它们与政治学核心范畴的逻辑联系，使之在政治学范畴之“网”上定位。
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是当前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关键。一般说来，一个大的学科都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两大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政治学当前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基础研究。政治学要走出困境，要维护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独立存在的权利，就必须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就要在构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方面下工夫。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必须具备以下三大要素：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独立严密的范畴体系和基本分析方法。因此，所谓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首先就是要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范畴体系、研究方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方面下一番真功夫，不急功近利，不追逐时髦，而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头做起，坚持不懈。我们认为，为了加强政治学基础研究的力度，当前应当做到：
第一，在重视政治学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这个问题目前在许多学科中都存在。但由于政治学恢复后发展的历史较短，基础研究尤其薄弱，因此加强基础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对此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政策导向问题。在认识上，一谈科学研究要为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就忽视基础研究，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其实这是把“需要”与“应用”简单地等同起来，把“眼前的实际”与“长远的目标”割裂开来，看不到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指导作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社会科学“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是非常及时的。发展应用研究并不意味着非得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任何一个学科，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的支撑，应用研究是不可能取得丰硕而且先进的成果的，应用研究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在政策导向上，由于基础研究往往需要下更深的工夫，出成果的周期更长，而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估机制不够完善，如教学科研人员评定职称虽然也强调科研成果的质量，但对成果质量的评价往往难以掌握，实际操作起来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主要是依据科研成果的数量，这就会误导和驱动人们去追求所谓“短、平、快”的东西。因此，我们主张加大鼓励和支持基础研究的力度。
第二，在基础研究中，尤其要鼓励和支持从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开始。一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有赖于长期、扎实的学术积累。从现在起，学界应有计划、分阶段地就政治学自身建设中的基本问题开展充分、反复的讨论。通过研究和讨论，深化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求得基本共识。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明确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政治的概念、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根本功能，政治的伦理和价值判断，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联系，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等等。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把自己的对象和范围搞清楚，政治学也不能例外。政治学的对象、范围和学科体系，是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建设的起点，尤其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个问题本来在80年代前期曾有过比较认真的讨论，大体上形成了共识，并出版了专门的论文集〔1〕，可惜的是这种讨论没有继续深入，以至于甚至在政治学界内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又变得模糊起来。因此，重新开展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构建政治学的范畴体系。为了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范畴体系，就要分别确定和论证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建一个学科的范畴体系，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不能指望凭着一时的灵感或感性印象随意列举，而必须通过科学的思维和严密的论证逐一加以证明，并接受逻辑的和实践的双重检验。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必须接受的基本训练和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就是会使用政治学的学科语言即本学科的范畴、概念来讨论问题。只有做到这一点，政治学者相互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沟通，展开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讨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才能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准。
再次，确定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拥有属于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角度。在学科的方法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层次，政治学也是如此。处于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是世界观层次的根本方法，而处于核心地位、能够体现学科特点的是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最后是作为一般分析工具的具体研究方法。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相互照应的，必须围绕这些问题，长期坚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推进，进行政治学的学术积累，形成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中国政治学体系结构，从而自立于学科之林。
第三，为了形成比较成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目前要鼓励和提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鼓励和提倡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才能使我们多侧面、多层次地认识学科研究的对象。
在世界观层次上，应该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当然，它们作为人类的科学思维方法，也要不断吸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要注意吸收现代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科学思维。
在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层次上，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应该占有它应有的位置。同时，应当看到，在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一方面，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而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我们分析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面对的通常是大量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矛盾和政治矛盾。这样，仔细地分析和谨慎地处理好这些矛盾，就成为我国推进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怎样才能准确、清楚地分析当前我国的这些矛盾，分析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就成为我国政治学界应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创造新的分析方法。我们注意到，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不少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及相应的范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用于分析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概念工具，虽然这些范畴和工具还不一定成熟。面对时代的要求，政治学应当通过努力形成富有时代气息的政治学基本研究方法。
在一般分析工具的层次上，要不惧怕引进国外政治学所使用的许多具体研究方法，如此较研究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制度分析的方法、行为分析的方法、文化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经过认真消化，是完全可以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工具性一般方法的。政治学恢复以来，我国政治学界在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要做的是不再停留在一般介绍的水平上，而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用这些方法实际研究几个具体的问题。
第四，要提倡政治学的学术化。政治学要为现代化事业服务，为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政治学来直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政治学的任务是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政治现象，而不是代替执政党和政府直接制定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政策和纲领。政治学要实现为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的任务，还有待于其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一定的政策和纲领。这个转化过程不能由政治学自己来完成，而应由政策的制定者运用包括政治学研究成果在内的各个学科的成果，通过决策过程来完成。这就是说，政治学是通过学者的学术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来为社会服务的。这就要求政治学实现学术化。怎样才能使政治学学术化呢?我们以为，政治学在自身建设中要排除各种非学术的干扰，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理性化。实现政治学的学术化，首先要实现政治学队伍的学术化和理性化。有一支高水平的学者队伍，是一个学科兴旺、繁荣、发达的根本条件。面对政治学的现状，搞好队伍建设显得十分紧迫。由于种种内部的和外部的原因，政治学的队伍不够稳定，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功底不够扎实深厚，可以说，政治学队伍的学术化是当前政治学自身建设的关键中的关键。政治学者要讲政治，这是没有疑问的，这里所谓讲政治，就是要在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引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理性的眼光，从学术的角度研究政治，以学者的智慧和理性理解、研究、阐释政治。
第五，发挥中国政治学会的协调和组织作用，发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导向作用，发挥《政治学研究》的主阵地作用，通过研究活动加强政治学自身建设。中国政治学会和各地方的政治学会作为政治学的学术团体，要把积极引导、组织和协调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目前尤其要集中组织一部分力量从政治学自身建设的基本问题搞起，使我国政治学的学术水准上一个新台阶。由国家权威机关和各级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所的政治学学科研究课题的指南，直接表明国家提倡、鼓励的研究重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为了促进和推动整个学科的建设，它们应该具有高瞻远瞩的科学眼光和开放宽容的博怀，兼顾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在当前，则尤其要强调给予政治学自身建设所急需的基础研究以强有力的推动。在课题的设计中，应注意学科结构的完整性。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各个分支的课题数量的多寡可以不同，侧重点可以不同，但是，一般说来，在任何时候，学科的各个分支在课题总数中都应占有适当的比例。长期以来，政治学的专业学术园地极少，《政治学研究》最近得以恢复是政治学界的一大幸事，广大政治学者都应关心它，支持它，爱护它。《政治学研究》作为我们唯一的一块专门化阵地，应在推进政治学的自身建设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考虑开辟关于政治学自身建设和学科基本问题研究的专栏，通过广泛、深入、反复的讨论，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求得基本共识。
有了政治学的成熟，才会有政治学的独立和自立，到那时，我们看到的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达和繁荣。我们相信，这就是中国政治学的明天!*
政治学论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核心作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经济学领域必须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是在我国具体国情下繁荣和发展经济科学的内在要求和正确道路。长期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入，我国出现了从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张应当有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两个基础，发展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遭到削弱甚至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情况。在一些人的思想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不应当作为主流经济学，能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发生了疑问。
出现这种状况，从客观上说，一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现在处于低潮，而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科技、管理和人民生活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上由于缺乏经验和主观上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发展，由此一部分人容易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定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使有些人认为现在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提供理论指导。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和平发展的敌视，努力通过传播他们的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价值观念向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使得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和它的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一些人的思维方式。
现实情况表明，当前在经济学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严重的挑战。怎样在西方经济学大量引进的条件下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就是要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用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来开拓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从实践中提出重大理论课题，对这些问题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形成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这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唯一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在同西方经济学的较量中真正发挥指导作用，能否真正成为主流经济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看能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于资本主义时代，它致力于提供摧毁旧制度的科学的思想武器，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其主要任务已经变成为建设新社会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仅一般的说需要重视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说中的有益成果，而且特别是需要吸收和借鉴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果和科学的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这方面引进西方经济学有其必要性。但是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它对社会经济制度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分析建立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否认资本主义是历史过渡的社会经济制度。以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新自由主义来说，它是以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经济人假设”、“私有制永恒”、“市场原教旨主义”等既缺乏科学根据又违背历史实际的假定为立论根据，不仅不能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主流，而且它的核心理论也不能成为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内容。另一方面，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的现象层次方面的分析，如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有着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些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吸收和借鉴的方面。当然，由于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条件方面的不同，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那种离开对西方经济学二重性的认识，认为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用它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不仅不是与时俱进，而且是理论上的一种倒退，因此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有理论观点，而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和新经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突破了其中一些已经过时的传统观点，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实现了两大突破：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而且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够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场革命。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真理性也已经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所证明。
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这种所有制结构使得劳动过程从总体上讲归国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由国家或劳动者集体的代表指挥，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结果从总体上也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凝结为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仍旧归劳动者所有。把剩余价值一般与资本一般相联系，并归为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上，把剩余价值特殊与资本特殊相联系，并归结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上去，就可以掌握正确认识。
与此相应，对资本积累及其一般规律的认识也要坚持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资本积累同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一样，都是商品生产或市场的一般范畴。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提，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社会再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是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前提和具体表现形式。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越多，社会财富的积累也就越快。资本积累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又是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特殊范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把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随之再扩大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自己创造的财富成了扩大对自己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既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又是资本家扩大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表现为方向相反的两极的积累，即一极是资产阶级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是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巩固。劳动人民通过资本积累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基本坐标，运用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方法重新处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这样，就要求经济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依据，重新认识和处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
只有坚决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地学习、领悟和运用“三个代表”所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才能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政治学论文篇7
(一)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要让政治教学取得高效性，教师需要对教材进行深入研究，并把教材中的内容进行系统化，有所取舍地进行课堂教学设计。可以根据学生的思维发展情况和知识水平来对知识进行重新排序，使他们能更好地接受和理解知识。在进行教学时，教师以能提高学生的能力为教学目标，发展他们的综合素质，制定符合实际的教学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实施。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教师设计的内容要能从生活中引入，通过探讨，最终能让学生运用到生活中，体现政治知识的实用性，激发学生主动求知的欲望。
(二)创设新的教学方法在政治教学中，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如果一成不变，就容易让学生产生思维疲劳，对政治学习提不起兴趣来。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课堂学习时始终保持高涨的热情，激发他们对政治知识积极探索。
二、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引导他们制定学习计划
职高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没有进行规划，没有具体的学习目标。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来制定短期和长期的学习目标。没有学习目标和计划的学习是盲目的，学生不知道自己的弱点，也没有奋斗的目标，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动力不足。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要引导学生认真分析自己存在的问题，找到近期想要达到的目标，以及长期要努力的方向，使学生制定符合实际的学习计划。计划制定之后，教师要监督学生按照计划进行整治学习，并培养他们的自我约束力，提高他们的自制力。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掌握正确的方法来学习政治，通过对政治知识的整理使之形成一个体系，在运用知识的时候能有效地从知识体系中调取，提高他们运用政治知识的能力。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还要通过不断地复习来深化，教师在指导学生制定学习计划之后，还要让他们明白复习的重要性，使他们在学习之余要按照记忆规律进行有效复习，使政治知识真正被自己掌握。
三、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政治课堂上，要提高政治课堂教学效率，就要通过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出发，教师要从“巧”字入手来进行课堂教学的设计。
(一)巧导入一堂能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政治课首先就要在导入上进行精心设计，使学生在刚开始上课时就能被学习内容所吸引，从而促使学生产生对知识探究的欲望，并积极地进入到探究过程中，获得对知识的理解。在课堂导入设计时，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进行巧妙设计，用有趣的导入来引发学生的注意力。
(二)巧过渡在教学过程中情境之间的转换，各个知识点的联系，衔接都要自然、流畅，使课堂教学保持紧凑。这就要求教师要运用教学经验和能力把握住转换的关键点进行过渡。教师利用语言的艺术性来完成这个有效过渡，使课堂教学保持连贯性，激发学生思维的发展。
(三)巧收尾一堂课虽有良好的开端、成功的过程，但如果草率收场，就会功亏一篑。课堂结尾是整堂课的“点睛之笔”，是非常重要的。结尾方式多种多样，教师可根据具体教学要求设计，如概括式、悬念式、激发式、归纳式等。设置悬念是结束课堂教学的一种好方式。政治课教师在一堂课结尾经常设置悬念，给学生留一个有待探索的未知数，激起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强烈欲望。这样，学生很想知道下节课学习什么，于是去看书、去思考，从而为后面的教学铺平了道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热情。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四有”新人，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缺一不可。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职业高级中学的思想教育阵地，政治教学和德育工作任重而道远。通过政治教学，加强学校的德育工作，让学生成为思想品德素质过硬的劳动者，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科学的方法论，有崇高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职业中学加强政治教学和德育工作，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合格且高质量的人才。
政治学论文篇8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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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页.
政治学论文篇9
(一)
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审美性，是指教师自觉地运用美的尺度去指导教学活动，一切教学行为渗透着美的形象、美的情感、美的趣味和美的创造，使教学本身成为审美的对象，学生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欣赏美、体验美，在学习知识获得能力的艰辛中始终伴随着教学艺术美的享受，从而具有轻松愉快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
让思想政治课教学具有审美性，这是教学艺术本身的要求。马克思指出，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遵循“物种的尺度”、“内在尺度”和“美的规律的尺度”，即真、善、美的尺度。真、善、美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人们的实践活动符合真、善、美的尺度，就实现了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这是人类世世代代所追求的“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思想政治课作为社会文化再生、延续和创造的一种实践活动，也应该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价值目标。“真”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青少年，引导他们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是教学过程、教学方法要符合教与学的规律，全部教学行为必须按规律办事。“善”体现在教学必须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培养学生具有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思想政治观念、心理素质、思维能力、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美”体现在教学活动必须遵循美的规律，按照学生的审美要求进行，以审美立美为手段，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实现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在教学中，真是美的基础，善是美的前提，离开真、善就不会有美。但真、善又不等于美。只有真、善通过美的形式表现出来，教学才能更有效地体现真、达成善，实现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审美性的统一。
让思想政治课具有审美性，也是时代的要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社会愈进步，文明愈发展，人们的爱美之心越强烈。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与日俱增，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相应地必然要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追求美的满足和享受。这已成为我国人民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美早已从狭窄的艺术领域迅速地向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渗透。在此背景下，青少年对美的追求更为敏感、强烈和执著，他们不仅用美的标准选择服饰和生活用品，欣赏美的艺术和体育比赛，而且以审美的眼光衡量事物的价值，自觉地参加各种审美、创美活动。青少年学生十分强烈地要求教师能够提高课堂教学艺术，他们渴望欣赏到教育美，在审美的氛围中受到思想教育。这是当代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也是思想政治课发展的一种趋势。过去，思想政治课教学对美的追求和利用很不自觉，教学内容抽象枯燥，教学方法简单灌输，教学手段陈旧单调，学生的情绪体验很不愉快，致使他们逐渐滋生厌学、弃学的念头。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的一种有效办法，就是要在教学中运用美的方法和手段，以美的形象、美的情感、美的语言、美的艺术、美的生活去吸引学生、感染学生，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二)
恩格斯曾经对无产阶级戏剧提出了真、善、美统一的要求：“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43页)无疑，现时代的思想政治课教学艺术也应该有美育的渗透，把真、善的思想政治道德内容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具有审美性。如何使政治课教学具有审美性?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把握美的特性在教学中要渗透美的内容和方法，必须首先把握美的特性，并将这种特性变为教学艺术的特性。第一，形象性。美必须是人的意识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形象。美的形象是生动的、新颖的、独特的，并且符合对称、比例、变幻、多样统一等规律，适合人的生理、心理要求，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它能影响人的情感、意志、记忆，给人以想象和启示，引起人的喜悦和同情，使人心旷神怡，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就是社会生活中使人产生愉悦心情的感性形象。第二，情感性。美之动人，最重要的就是以情感人，动人心弦。社会美蕴含着历史创造者的感情。艺术美更体现了艺术家的心灵感受，倾注了他们的爱憎之情，具有特别强烈的情感力量，能激起人们感情上的波澜。美的事物总能引起欣赏者感情上的共鸣，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三，创造性。美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改造的结果，人类自告别动物界以后，就不断地进行着美的创造。任何美的劳动产品、社会现象、艺术作品都是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没有人的创造，就不会有美，这不仅从历史进程来看是如此，从具体事物来看也是如此。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科学、艺术的进步，人类的创造能力不断提高，创造的领域不断扩大，美的成果越来越丰富，美的程度越来越高级，足以使人们感到新奇、赞叹和陶醉。第四，愉悦性。美的社会价值，就在于可以使人休息、娱乐、陶冶人的性情，能给人以清新、向上、愉悦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思想政治课教学在坚持科学性、思想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坚持美的形象性，把形象与知识，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坚持美的情感性，做到以情感人，以情导行;坚持美的创造性，创造出独特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形成别具一格的教学艺术和属于自己的教学风格;坚持美的愉悦性，使教学生动活泼，兴味盎然，学生愿学乐学，这一切都应该成为教师的自觉追求。
2.精心筛选美的材料美的形态分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自然美是指山水、田野、海洋、花草树木、日月星空之美。社会美是指社会领域中的美，它包括实践活动的美、劳动产品的美、社会风尚的美、生活环境的美等等，其核心是社会主体——人自身的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仪表美。艺术美是一切艺术作品中所具有的美，它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进行创造的产物，是社会生活的集中概括和形象性的反映。当今世界，美的事、美的人、美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灿若繁星，真可谓美不胜收。与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有内在联系的美的材料，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十分丰富，取之不荆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自然美，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人类勤劳勇敢、顽强不屈地发展生产，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先进阶级不畏强暴、不怕困难、浴血奋战，为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和自由解放而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更是波澜壮阔、气势恢宏，既艰难曲折，又多姿多彩，具有使人激动，催人奋进的巨大力量，这种推动社会进步，追求社会美好理想的崇高美，是进行社会发展规律教育不可缺少的材料。在引导学生行为方面，充分利用英雄美的感召力和榜样的作用，效果更佳。在进行道德教育时，不能不充分展示社会风尚美和道德美。此外，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如诗词、绘画、寓言、文学艺术形象等等，都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宝贵的生活经验，能给人以智慧和美感，在教学中适当地挖掘利用，发挥其审美作用，可以使教学充满乐趣，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
3.营造课堂教学的审美氛围教师应充分利用各种美的因素，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展现美的内容和形式，营造出课堂教学的审美氛围，让学生感到美的气息扑面而来，从而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课堂导入有新意、有气氛、有深度，不仅引起兴趣，而且留下悬念;课堂结束语不仅概括性强，而且有知识情感上的升华，能掀起教学活动的高潮，对学生有极大的启示和激励作用;整个教学过程目的明确，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开合有度，使学生领悟到教学的节奏美和结构美。富有独创性的板书、精美的教具(图片、录音、录像)、生动的语言、巧妙的启发式提问和质疑、少而精的论述和剖析、动静相宜的体态、轻重起伏速度相宜的语调等等，都成为学生的审美对象，给他们带来美的愉悦。概念的讲解，原理的论证，理论的运用，都刻意求新，不仅选用新材料、新观点、新信息，而且在方法上有新的形式、新的角度和新的设计，也可以让学生耳目一新，体验到美的存在。所有这些，都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认知潜质和审美潜质，促进学生素质的提高。
政治学论文篇10
要想在课堂教学中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师首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把一些陈旧的、落后的教学观念都抛弃掉，以全新的教学理念来武装自己。当前，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所以，只有教师具备了先进的教学理念，高中政治教学才能有效开展。素质教育课堂上，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参与者。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我们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认真学习创新教育理论。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的重点。当今社会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创新，国家才能发展和进步。因此，教师要认真钻研创新教育理论，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用新的教育教学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并尝试将这些新的理念运用到课堂教学当中，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其次，要不断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作为高中政治教师，首先自己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同时还要有高深的专业水平。随着教育的发展，课堂教学已逐渐从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向了研究性的课堂模式，而要开展研究性学习，首先教师应做一个研究型教师。政治教师要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高深的专业素质以及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层次的知识结构，还要具有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才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思维能力，进而培养他们的钻研精神和科学精神，促进他们全面健康的发展。最后，创新教育方法。在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不再是课堂的垄断者和主宰者，而是学生的合作者和指导者。素质教育对高中政治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和技能，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开展研究性的课堂教学活动，教师要注重教学的方法，根据学生的特点设计教学活动，以使学生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二、改革课堂教学模式
思想政治课程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枯燥，难免会使学生失去兴趣。如果课堂教学模式长期得不到转变，那么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的教学效率就无法得到提高。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学会学习、乐于学习。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放在重要的位置。首先，创新教学方式。对于高中学生而言，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对什么问题都感到好奇，探究的欲望比较强烈，喜欢刨根问底。因此，教师要抓住学生的这种心理，在教学中巧妙地设置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和探究热情，让学生在积极的思考中找到问题的答案。同时，高中生的认知正处于从感性思维向理想思维过渡的阶段，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联系生活实际，创设教学情境，帮助学生理解比较抽象的政治理论，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其次，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教师可以通过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包括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等。这些活动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进行的综合性活动，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学生的亲自实践。在活动的过程中，学生能够认识自我、塑造自我，使自己融入社会和集体。最后，把现代教育技术引入课堂。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辅助工具被广泛运用到了政治课堂教学中，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生动直观的教学特点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加容易和深刻。高中政治课作为高中阶段的一门基础学科，它不仅能够传授给学生知识，同时也是提高学生思想水平的主要渠道。在以往的传统教学中，教师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却忽视了高中政治课程的德育功能，以致于影响了对学生德育的培养。而利用多媒体就可以把德育有效地渗透到整个教学中。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优化了政治课堂教学，使素质教育真正得到了落实。
三、开展研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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