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落实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的同时，也引发了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排污者造成的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损失得不到赔偿，公众的环境权益和生态系统得不到保护。
制定颁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是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和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
《方案》的出台背景与基础
一是现行环境损害赔偿“重人身财产，轻生态环境”。环境损害赔偿法律体系由民法、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基本法与单行法等法律构成，总体来看，主要侧重规制环境污染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赔偿。除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有赔偿规定外，目前法律体系中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规定不完善。环境资源具有经济、生态及由生态衍生的精神属性，其中生态和精神属性是环境资源满足人类享受在良好环境中生活和审美情趣的基础，环境资源遭到污染或破坏，其使用价值与生态价值应该予以赔偿，环境公益保护与生态环境责任追究制度缺失的问题急需得到解决。
二是民事法律应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不足。我国宪法赋予了国家和集体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作为国家（或集体）对其所有的自然资源的损害求偿权的依据。但是，归属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仅限于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部分环境资源，难以涵盖所有的生态环境类型。同时，所有权理论重在保护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难以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进行保护。而且，民法上的“物”是可支配、排他、有体之物，生态环境公共性、整体性的特点决定了其难以真正被民法之“物”涵盖。
三是环境法律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不健全。为应对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不力，严重制约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提出了要求。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确定了损害担责原则，并明确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客观上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追究提供了依据。但此法仍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损害应承担侵权责任，并未将生态环境损害包含在内。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民事侵权纠纷的司法解释，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予以认可，但司法解释主要通过诉讼中的法律适用调整个案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问题，并非国家法律层面对这一问题的系统规定。
《方案》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方案》主要规定了适用范围、试点原则、损害赔偿范围、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赔偿程序、赔偿责任承担方式，以及相应的技术、资金管理等问题。《方案》是国家层面首次以制度化的方式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行的较系统和完善的规定，并且具有诸多亮点与特色。具体来说：
第一，规定了赔偿范围，体现生态环境利益损失。
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是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点。《方案》仅适用于生态环境本身损害的赔偿，污染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赔偿直接适用民事法律，不在《方案》适用范围之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必要合理的污染清除费用、环境修复费用、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以及生态环境功能的永久性损害4个主要方面。调查评估费用和有关公共服务费也应由赔偿义务人承担。
生态环境损害具有特殊性，其补救主要是通过采取生态环境损害清理与修复措施将生态环境恢复到损害发生之前。因此，生态环境的恢复是损害补救的核心目的，赔偿只是保障恢复的手段。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也主要取决于相应的清理与修复措施的费用。
第二，规定了赔偿义务人，明确免责情形。
《方案》限于追究违法违规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单位和个人，党委和政府有关负责人因决策失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不适用本《方案》。此外，《方案》主要适用于有明确责任主体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对于历史遗留的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探索，不做硬性要求。因此，《方案》规定违法排污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主要责任主体。
除一般责任主体外，《方案》规定了试点地方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范围。这是因为，在实际的案例中，未尽到注意义务的管理人和实际占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滥用公司法人资格的股东、明知环境违法仍向责任者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等，都有可能是对生态环境损害结果有“责任”的主体。但是，如果不加考量地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可能导致单纯管理行为或投资行为也被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引发有失公平的后果。因此，试点地方可以探索这些主体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抗辩事由等，进而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第三，规定了赔偿权利人，授予试点地方省级人民政府损害索赔权。
针对目前生态环境损害主要由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进行救济，政府救济生态环境损害权责缺失的现状，《方案》根据《环境保护法》关于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责的规定，明确赋予地方人民政府保护公共环境利益的职责，在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通过与责任者进行磋商，及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工作，并在磋商不成的情况下及时提起诉讼。在具体实践中，试点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环境事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由相关部门或机构负责启动磋商或诉讼等赔偿的具体工作。
这种规定的理论基础在于，生态环境为全民所有，政府代表全民对其进行管理与保护。因此，当生态环境受到侵害时，政府有义务为保护公共环境利益不受损害进行索赔。从公共环境利益保护的角度强化了政府及其部门的履责意识。
第四，规定了赔偿的磋商程序，创设救济损害的新途径。
《方案》在现有的环境民事诉讼之外，创设了“磋商”这种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新途径。根据《方案》，赔偿权利人在知悉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应当通过调查、评估等方式确定生态环境损害已经发生且达到需要赔偿的程度，同时，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在具有明确赔偿义务人的情况下，启动与赔偿义务人的磋商程序。磋商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评估内容以及修复启动时间期限的确定。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优先采用修复方式，在修复不能的情况下适用金钱赔偿责任。磋商过程中的关键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开，邀请专家和公众参与。
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程序之前设计前置的磋商程序，有利于通过责任者、公众与政府的平等对话，实现公共环境利益保护的平等参与。磋商虽有政府参与，但并非行政法律关系而是民事性质的关系，因为在磋商的法律关系中，赔偿权利人不再是命令式治理生态环境损害，而是作为生态环境的代表者参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方案的确定。这种方式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也是欧美发达国家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问题普遍采用的做法。
第五，规定了赔偿诉讼程序，拓展已有的损害救济途径。
《方案》赋予赔偿权利人直接或在磋商不成情况下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权利，是对现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有益补充。提出了赔偿权利人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以及鼓励环保组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要求，设计了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特点的证据保全、先予执行、执行监督及分期执行等制度。
赔偿权利人进行磋商和诉讼中应当注意与其日常行政管理的关系，罚款、责令停产停业等是政府相关部门对违法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处罚方式。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赔偿与行政处罚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并行不悖。
第六，规定了试点工作配套措施，保障制度顺利推进。
《方案》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的技术和公众参与等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顺利开展的相关措施。
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过程中，需要以环境损害评估作为技术支撑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评估与修复方案制定等事实认定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保障评估活动的科学合理、客观中立，《方案》对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机构能力提出了要求，并对评估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
为有效监督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与赔偿中损害调查、评估、修复方案制定，行政磋商合意过程，以及修复措施与赔偿金执行等工作的开展，《方案》强化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要求。
加快实施《方案》的若干建议
第一，加快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技术体系。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是确认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及其程度、认定因果关系和可归责的责任主体、制定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方案、量化生态环境损失的技术依据，评估报告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重要证据。目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技术方法与工作程序已在逐步完善之中，但“多因一果”和“多果一因”的生态损害情况下如何确认各因果关系链条等关键技术问题尚待深入研究。同时，针对同一评估对象而由多个政府部门发布的不同损害评估技术方法如何做出纲领性统筹、如何在个案中选择适用需要进一步明确。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分领域加快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技术体系。
第二，细化赔偿权利人开展的磋商和诉讼工作程序。
建议从两个方面细化磋商与诉讼工作程序。首先，需要明确赔偿权利人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保组织根据《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建议试点地方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原告、诉讼请求、诉讼标的等方面的特点，研究符合实际需要的特殊程序，并探索特殊程序与《民事诉讼法》一般程序之间的衔接规则。其次，细化生态环境损害磋商的具体工作程序，包括赔偿权利人的管辖范围与案件受理、损害调查、评估的委托、责任人的认定、修复方案的制定、磋商协议的通知、磋商的形式与内容、磋商决定及其效力等内容。
第三，强化损害赔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建议在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评估、修复方案制定与修复执行等赔偿过程中，强化公众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从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两大主体方面明确信息公开的内容、对象、程序与方式，对涉及公共环境利益的重大事项采取强制信息公开。细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公众参与机制中公众范围的选择与确定标准，明确公众介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时间点，优化咨询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参与形式，强化公众意见反馈处理。
第四，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
此方案尚未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担方式进行设计。建议试点地方结合地方生态环境损害主要类型、资金需求量规模和潜在资金来源，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的筹措进行顶层设计，坚持污染者付费原则，积极推进企业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与环境修复保证金制度；遵循受益者付费原则，鼓励构建市场型环境修复基金与环境应急基金制度；提倡风险共担原则，探索设立高风险行业环境责任信托基金与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此外，试点地方还可以在解决历史性遗留问题的资金保障机制方面、建立高环境风险企业财务担保制度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模式。
（作者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第2篇：第二节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第二节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本节导引】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办法》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根据中央有关实行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的要求，将各种责任追究方式有机衔接，在主体分类、责任明确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追责方式，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责任追究链条，谨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责任，而且终身追究”的追责理念，充分体现了从严的精神。
【事件回放】
腾格里沙漠污染——追责到地方党委
2015年3月，环保部门调查发现，甘肃武威荣华工贸有限公司在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未建成的情况下，未经批准擅自试生产，私设暗管向腾格里沙漠腹地违法排放污水8万多吨，造成的沙漠污染面积达265.85亩，污染土方量62.51万立方米，环境调查和环境损害价值为356万元，虽然事后评估认为在生产废水排放区域内主要污染物含量低于环境风险筛选值，生态环境风险仍处可控态势，但不可否认，此次污染事件对腾格里沙漠及周围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害。
依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甘肃省政府对此事件作出了严肃处理。处理意见当中明确表示，荣华公司应对其此次违法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负主体责任。此外，此次生态环境污染事件还追责到14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处理意见表明：武威市委、市政府负重要领导责任，凉州区委、区政府负主要领导责任，甘肃省环保厅负重要监管责任，武威市环保局负主要监管责任，凉州区环保局负直接监管责任。
显然，追责主体不再仅限于造成污染的市场主体和环保系统官员，而是扩大到地方政府有关领导和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处罚方式也不再拘泥于市场主体的刑事责任，而是包括了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行政警告、行政记过、行政降级等行政处理方式和党内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等党纪处分方式，这是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方面的一个伟大探索。随着《办法》的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主体和方式更加系统化、法治化，进一步反应了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方面的进步和完善，对我国治理生态环境污染具有重大意义。【主体内容】
一、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情形
(一)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予以追责的八种情形 第一，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不力，致使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突出或者任期内生态环境状况明显恶化的；
第二，作出的决策与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相违背的；
第三，违反主体功能区定位或者突破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四，作出的决策严重违反城乡、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的；
第五，地区和部门之间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方面推诿扯皮，主要领导成员不担当、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本地区发生主要领导成员职责范围内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或者对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灾害)事件处置不力的；
第七，对公益诉讼裁决和资源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执行不力的；
第八，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二)地方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予以追责的五种情形
第一，指使、授意或者放任分管部门对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定位或者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建设或者投产(使用)的；
第二，对分管部门违反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行为监管失察、制止不力甚至包庇纵容的；
第三，未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应当依法由政府责令停业、关闭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停业、关闭的；
第四，对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组织查处不力的；
第五，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三)政府有关工作部门领导予以追责的五种情形 第一，制定的规定或者采取的措施与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批准开发利用规划或者进行项目审批(核准)违反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的；
第二，执行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不力，不按规定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或者在监督检查中敷衍塞责的；
第三，对发现或者群众举报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问题，不按规定查处的；
第四，不按规定报告、通报或者公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灾害)事件信息的；
第五，对应当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的违纪违法案件线索不按规定移送的以及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四)党政领导干部利用职务影响予以追责的五种情形 第一，限制、干扰、阻碍生态环境和资源监管执法工作的；
第二，干预司法活动，插手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具体司法案件处理的；
第三，干预、插手建设项目，致使不符合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得以审批(核准)、建设或者投产(使用)的；
第四，指使篡改、伪造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调查和监测数据的；
第五，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形式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方式除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包括行政处理、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即“2+5+5+6”共18种处理方式。行政处理、组织处理、党纪处分、政纪处分是不同的概念，不能相互替换，但可以同时使用。《办法》第10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形式有：诫勉、责令公开道歉；组织处理，包括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党纪政纪处分。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同时使用。追责对象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害责任追究形式主要包括: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第一，由组织(人事)部门办理的行政处理，包括诫勉、责令公开道歉两种形式；
第二，由组织部门办理的组织处理，包括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五种形式；
第三，由纪检监察机关办理的党纪政纪处分，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五种党纪处分和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政纪处分；
第四，由司法机关应当依法追究的刑事责任。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形式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责任方式宽严相济。生态环境损害程度与具体追责方式相互对应，轻的有诫勉，重的有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责任，使追责更加具有针对性、精确性和可操作性，防止责任转嫁、滑落，确保权责一致、责罚相当，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生态环境损害最严格追究制度的要求。
第二，失责行为全面覆盖。通过将生态环境损害程度分三个层次，造成损害结果较轻的，适用诫勉、公开道歉等方式；造成严重后果、严重违反党纪的则适用引咎辞职或纪检机关给予党纪处分等方式；造成特别重大后果、违反法律的则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等。这种追责方式形成层次分明、逐步加严的追责程序，对不同程度的失责行为全部覆盖，使各种追责方式有机衔接，在主体分类、责任明确的基础上，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责任追究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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